关于孙犁和梁斌两位作家的“交游”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和作家韩映山分别写有《父亲与梁斌伯伯》和《孙犁与梁斌》。不过直到作家王林的儿子王端阳在《新文学史料》2009年第2期公布了《王林的交代：关于梁斌、孙犁》，我们才知道孙犁与梁斌的《红旗谱》还有“关系”。王林在1968年9月23日所写的《关于梁斌的情况》中说：“梁斌与孙犁的关系：从抗日战争时期，二人就有深交。《红旗谱》初稿，孙犁首先看的，首先肯定的。因此二人的交谊更深。”他在1969年3月18日所写的《关于孙犁的情况》中又说：“孙犁跟梁斌也是‘莫逆’。梁斌《红旗谱》的初稿是首先被孙犁肯定的。梁斌当时还是无名小卒，自己对自己也毫无信心，突然得到孙犁的肯定，而使自己有了坚持写完的勇气……起初对孙犁是感激不尽的……”

孙犁关于《红旗谱》，到底对梁斌说了哪些修改意见呢？无论是孙犁还是梁斌，都没有写下相关文字。不过，笔者注意到刘怀章写有《孙犁与〈红旗谱〉》，为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：“20世纪60年代初，一天我去梁斌家里看望他，交谈中，讲起《红旗谱》成书的过程，他对孙犁充满敬意，流露出真诚的感激之情。梁斌说，《红旗谱》的初稿不是后来的样子，开头是写抗日战争，即后来的《战寇图》，把《红旗谱》的内容作为倒叙的一部分插进去的，有六七万字。他的初稿出来后，用包袱皮裹上，拿着从北京来到天津找孙犁，请他先看看，提提意见……孙说：‘为了看你这三十万字的稿子，一夜没睡觉！’梁说：‘你慢慢看哪，着什么急？’孙说：‘我放不下呀……人物有了，语言不一般，就是有一样倒卷帘太长了，不合乎中国的民族风格，不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……’孙犁坐在凳子上，对着梁的面侃侃而谈。梁说：‘那可怎么办？我为了写成朱老忠这个典型人物，才回叙到高蠡暴动、二师学潮……’孙说：‘你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都是从头说起……’”“梁斌记忆很强，他对我讲了孙犁对他稿子的意见，当时心情很激动……一天，在中国作协碰上康濯，说起孙犁对稿子的看法和意见。康濯非常了解孙犁，说孙犁是冀中人，又是著名作家、著名编辑，他的意见我完全同意，老梁你别犹豫了，就按他的意见改吧！”的确如刘怀章所言，“作者时刻敬佩的孙犁，却从未说过他在《红旗谱》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如果梁斌不谈起孙的宝贵意见，世人是不晓得这段感人之情的”。

另外，笔者还注意到，孙犁在1978年3月定稿的《回忆沙可夫同志——晋察冀文艺生活片断》中回忆：“当时文联出版一种油印的刊物，叫《山》，版本的大小和厚薄，就像最早期的《译文》一样，用洋粉连纸印刷。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东头，一间长不到一丈，宽不到四尺，堆满农具，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的房子里。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……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，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，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《红旗谱》的前身，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。”克明在《老编辑家孙犁印象记》中提到：“1941年春，晋察冀文联，一间长不到一丈、宽不到四尺的小房间里，孙犁编辑着文艺刊物《山》。著名作家梁斌的《红旗谱》的前身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》，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。”梁斌在《漫谈〈红旗谱〉的创作》中回忆：“1942年反扫荡后的秋天，我住在边区文联，又把短篇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》发展成中篇，篇名仍为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》，在《晋察冀文艺》发表时，编辑部改名为《父亲》。”“我写了上面的这组短篇和剧本，约有二十六七万字，在抗日游击根据地无法出版，反‘扫荡’时，托深县文建会（全称是‘冀中区文化界抗日建国联合会’）文艺部长为我保存，后来因辗转投寄遗失了。自从这组稿子遗失，我长期做着地方工作，也有十年未写文章，但这些人物并未离开过我，我常被我所熟悉的这个人物和故事所激动。于是我下了决心，从1953年起，开始写这部长篇。”

非常遗憾的是，我们无法找到孙犁编的油印刊物《山》，《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》也只是作为轶稿存目收入《梁斌全集》第二卷中短篇小说卷。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孙犁所说的发表在《山》上的梁斌的“《红旗谱》的前身”究竟是哪部作品。